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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• 过度求稳导向下的宋朝施政及其成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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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015-04-21 15:06:32

          (1/1)北宋《文会图》局部

        秦朝开创的中央集权体制与各项大一统制度,成为后世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统治范式。自西汉至唐朝的千余年间,历代王朝无不希望长治久安,明智的当政者都力图在制定方针政策与制度设计上讲求成效,但因存在内外形势的复杂变化等因素,其施政导向又不尽相同,或积极主动,或患得患失,或刚柔相济,或倚重猛政,从而有成有败,甚至于“其兴也勃焉,其亡也忽焉”,留下无数的经验教训,并深刻影响到其后当政者执政路线的选择。就宋朝而言,在长期治国与应对现实错综复杂挑战的过程中,形成了求稳压倒一切的政治导向,由此造就了有宋一代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
        历经唐末五代百余年皇权更迭频仍、统治秩序败坏、社会剧烈动乱之后,宋朝又一次通过兵变建国。前车之鉴与亲身经历都使宋太祖对前世教训深为戒惧,因此反其道而行之,高度重视中央集权体制的重建,尤其关注内部秩序的整顿。以收将帅兵权、抑制地方等为主的一系列举措,贯穿的都是巩固皇权与中央集权的原则,手法则是以柔性赎买与渐进性树立规则为主,而非直接剥夺的方式,以避免政局与社会的动荡。与此同时,在因丧失燕云十六州带来的北部边防困境背景下,宋初也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方略,即先征服弱小的南方割据政权,再筹划北伐强敌辽朝,其出发点同样是力求稳妥,防止战争风险影响到内部治理。当太宗时期两次大规模北伐失败后,由于一方面丧失对外征战的信心,另一方面因更注重国内秩序稳定,从此奉行单纯防御的国防战略,放弃了收复长城防线,转而以内部建设及成就为治国的主要目标。当真宗朝抗击辽朝的决战以双方妥协而告终后,“澶渊之盟”的签订,标志着宋朝脱离了大一统帝国的发展道路。清代思想家王船山认为:“夫宋祖受非常之命,而终以一统天下,厎于大定,垂及百年,世称盛治者,何也?唯其惧也。”(王夫之《宋论》卷1《太祖》)其实也点出了宋朝统治者因惧怕失控而力求稳定的传统。


        宋太宗在登基诏中赞颂宋太祖的贡献是:“事为之防,曲为之制,纪律已定,物有其常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7,开宝九年十月乙卯)也就是说凡事防患未然,本质上则是畏惧开拓带来的风险,这便成为宋初确立并为以后继承的施政与制度建设的核心精神。因此,体现在国家组织与运行设计上,突出分权制衡的原则,其中最高中枢机构由宰相、枢密使分管的中书(后改为三省)与枢密院组成,使行政与军事大权分立与制约;地方大区的路级建制,分由转运、提点刑狱、安抚及提举常平四司共同主管,相互牵制;在州级机构中,专设通判一职,与长官相互制约。为了有效控制兵权,又推行“以文驭武”政策,在枢密院和各地军事系统中逐渐使用文臣主管,制衡武将群体与军队。还组建许多重叠机构,并推行官员的表面官职与实际差遣(职权)分离的制度,等等。这些正是分权制衡意图的体现,反映出宋朝过度追求稳定的政治导向。


        从思想意识上看,宋朝统治集团长期引导朝野认同以上导向,否定内外并举与强硬的路线,并将其与传统儒家的纲常有序、仁政及重义轻利等正统理念相结合。如宋仁宗表示“深文峻法,诚非善政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120,景祐四年冬十月甲戌),便是表明推崇包容的统治方式。苏轼在为皇帝经筵讲读中,强调“讲读之官,谈王而不谈霸,言义而不言利”(《宋朝诸臣奏议》卷3,苏轼《上哲宗论王道六事》),意在劝诫朝廷在内外政策上规避急功近利的冒进举动。至于宋代理学家,在树立追求“三代”的政治理想下,更赋予纲常伦理秩序以强烈的现实意义。南宋人宣称:“本朝以仁立国,君相同心。”(曹彦约《经幄管见》卷3)其实也是在为这种过度注重秩序稳定的思路做注脚。


        宋朝还对以往历代治乱兴衰进行总结,既汲取经验教训,也为自己的导向加以辩护。宋代前三朝,君臣之间的相关探讨已常见于文献记录,其中针对御辽边防的难题就最为典型。如端拱初,宋太宗下诏要求文武群臣提出化解北部威胁的对策,宰相李昉“引汉、唐故事,深以屈己修好、弭兵息民为言,时论称之”(《宋史》卷265《李昉传》)。淳化四年(993年),宋太宗与大臣讨论到开疆拓土的议题,宰臣吕蒙正以隋唐为例,指出隋唐两朝数十年间,四伐辽东,人不堪命,认为“且治国之要,在内修政事,则远人来归,自致安静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34,淳化四年十一月甲寅)。此后,官方编纂的《新唐书》《新五代史》和《资治通鉴》等前代史书,都反映出宋朝主流意识对借鉴历史的认识。宋神宗亲自赐名《资治通鉴》一书,正看重其资政的功用。还有范祖禹《唐鉴》等史籍以及两宋大量士大夫文集中的篇章,也有相关的点评。简要言之:对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,重在总结其急功近利下实施暴政的危害。在对西汉经济、文教建设肯定的同时,对盛极一时的汉武帝时期的内外举措则予以批判,“穷奢极欲,繁刑重敛,内侈宫室,外事四夷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22武帝后元二年)。隋炀帝内有营建东都洛阳、兴修大运河等宏大的工程,对外有过度用兵等举动,百姓深受兵役、劳役之苦,终于导致天下沸腾而亡国,遂成为宋人笔下突出的反面教材。唐朝是宋人评价最高的王朝,其疆域版图、典章制度以及文化成就,都盛极一时,但其频繁的对外用兵也广受宋人批评,如宋代史家虽承认唐太宗的功业超越以往帝王,却对其征伐活动大加谴责:“好大喜功,勤兵于远,此中材庸主之所常为。”(《新唐书》卷2《太宗纪》“赞曰”)吕公著在宋英宗经筵上告诫:“古之人君,一怒则伏尸流血,故于兴师动众,不可不谨。”(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201,治平元年夏四月甲申)还是在提醒君主注意好大喜功的危害。


        正是在以上导向之下,两宋存在的三百多年间,由于内部稳定期长于以往历代,民众较少受到暴政下兵役、劳役的干扰,因此社会经济、文教及科技等领域得以持续发展,其成就受到海内外学界的高度评价,如著名史家陈寅恪先生所指出:“华夏民族之文化,历数千载之演进,造极于赵宋之世。”(陈寅恪《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》,《金明馆丛稿二编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,第245页)与此同时,来自权臣、外戚、宦官专权与地方割据等以往政治痼疾大都不明显,而局部的农民造反活动虽不少见,但类似前代席卷全国性的大起义却不曾发生,反映了社会矛盾冲突相对缓和,这使得宋朝江山延续更久。但是,矫枉过正的规律在宋朝也突出地显现出来,宋朝过度求稳的导向,深刻影响到当时国家与社会的发展道路,过度求稳下的患得患失,得归得,失也失矣。首先,因为“崇文抑武”,坚持被动防御战略,先进的生产和雄厚的经济力量没有转化为强大的国防实力,正如元代人修宋史时评价道:“宋恃文教,而略武卫。”(《宋史》卷493)故宋朝不仅失去了大一统的疆域,对外长期陷于被动挨打局面,还签订许多屈辱和议,并最终两次亡于边患。南宋学者因此总结出:“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,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”(吕中《宋大事记讲义》卷1《序论》)其次,制衡规则过度,不仅导致官僚组织、人员叠床架屋,开支巨大,而且造成官场萎靡风气盛行,繁文缛节下,官员难以作为,人浮于事,效率低下,这些积弊最为后世所诟病。最后,这种导向也深深影响到社会风尚,致使宋代民风与文化趋于细腻内向,从而与汉唐时代的雄浑大气形成鲜明的对照。


        (作者:陈峰   来源:光明日报   注:作者系西北大学历史学院院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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